从游侠发展史看，先秦两汉是游侠现实存在的重要历史时期，任侠与养士之风炽盛，游侠阶层随之不断壮大，反映游侠生活的歌谣时谚开始繁荣。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滥觞期，作为咏侠主题确立前期的雏型作品，形式多为表现简单直白的歌谣与时谚，文体特征尚未成熟，且多与史传、辞赋等其他文学形式相混。如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张衡《西京赋》都在描写都市生活，展现了侠者风采。甚至有学者认为“咏侠诗潮滥觞于东汉大赋。”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风貌和游侠存在的真实状况，展现了游侠丰富的社会生活、复杂的社会关系、鲜明的任侠精神，积累了咏侠诗创作生发的现实素材、文学形象和文化精神，成为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

就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来看，一是数量较少，篇幅短小。据统计，在420余首两汉谣谚中，有117首生活经验、哲理类谣谚，126首人物品评类谣谚，49首谶谣以及83首政治评判类，13首神仙信仰类，21首地理风貌和风土民情类，10首志怪类，13首农家谣谚类谣谚。这样看来，两汉谣谚数量不少。笔者依据《史记》《列女传》《古谣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先秦咏侠歌谣时谚包括《弹铗歌》《河激歌》《徐人歌》《荆轲歌》《渔父歌》《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伍子胥歌》等共计13首。依据《史记》《汉书》《古谣谚》《乐府诗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两汉咏侠歌谣时谚包括《颍川儿歌》《时人为郑庄谚》《长安为尹赏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闾里为楼护歌》《刘圣公宾客醉歌》《曹邱生引楚人谚》《关东为宁成号》《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太史公又引谚语论游侠》《诸儒为朱云语》《长安为谷永楼护号》《时人为戴遵语》《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并州歌》《顺阳吏民为刘陶歌》《时人为杨阿若号》《蜀中为费贻歌》《益都民为王忳谣》共计19首。在先秦两汉广阔的历史时期，这三十多首咏侠歌谣虽然数量少，但足以展现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现实和丰富内容。

二是这些歌谣所咏人与事都与侠义有关，为游侠精神灌注了极其生动的人格魅力。在先秦两汉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行游于列国之间的战国游侠、秦汉游侠少年，以及汉代侠的豪强化，侠的现实存在、历史记载与慷慨歌谣相为表里，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游侠活动、重义轻生的任侠精神，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从先秦两汉史家，以及歌谣时谚反映的“侠”与“义”的内容来看，尽管游侠行为时有与社会规范的偏离，但侠客之义、复仇意识、牺牲精神足以反映出游侠的血性与精神。

从当时史家的认识评价看，中国侠文化史上，韩非首先以法家立场和正统社会规范来评判游侠，其“侠以武犯禁”，表明当时作为“私剑”的群侠，其“以武犯禁”的行为自然“不轨于正义”。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并在对游侠行为和人格精神的评价中，首次将“义”作为重要的标准。虽然这种以“义”为核心的侠义观念，主要指向“侠客之义”，并非正统观念和伦理价值意义上的“正义”，但它精准概括了游侠的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基于此，司马迁认为先秦刺客之侠“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赞扬西汉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另外，对待游侠这个群体，司马迁也不是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而是以“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及其与之相比较的“有土卿相之富”“朋党宗强”和侠的末流“暴豪之徒”等相区别对待。肯定布衣闾巷之侠仁义贤豪的处事行为和贤良豪爽的人格特征，赞扬他们贤能于世的艰难与不易。

与韩非、司马迁相比，班固对游侠的评价，兼顾了个人与国家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游侠者个人精神层面肯定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另一方面，又从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层面批评养士任侠行为导致了“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东汉荀悦更是以“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评判游侠，认为游侠与“三游”之“游说”“游行”一样，是“德之贼”。

司马迁、班固一方面肯定秦汉游侠的“侠客之义”，但又清醒理性地指出其“不轨于正义”的一面。这是从游侠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方面来认识评价游侠的。其个性张扬、追求享乐甚至不义等行为特征，确实是侠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但这些任侠行为在历代任侠风气中通过“游侠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为文人对侠的义化改造提供了前提，也为在诗歌、小说中塑造血肉丰满、富有个性的游侠形象奠定了基础。

就表现内容看，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反映了作为实录阶段游侠的热爱自由、张扬血性和侠义观念，以及超越世俗的荣名与气节，展现了侠义之士冀知报恩、重诺轻生、借躯报仇的任侠精神，言信行果、急难解困的侠客之义，温良泛爱、轻财好施的人格风范。

相对而言，先秦咏侠谣谚反映的侠者行为更为血性张扬和富有牺牲精神。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借躯报仇的牺牲精神。如《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荆轲为燕太子刺杀秦王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这首歌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被称为“游侠诗的鼻祖”。从咏侠诗的发展来看，《荆轲歌》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和更远的文学史长河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咏侠诗的主题类型生成与题材生长，从一个侠者的悲壮生发为文人对功业价值追求的认同，从一个历史时空走向诗歌、小说、戏剧等广阔文学殿堂。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冀知重诺的人格风范。如《徐人歌》：“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带丘墓。”这首歌谣在刘向《新序》卷七中列为《节士篇》，亦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写的是延陵季子与徐君重诺感知己侠义事。《新序》卷七曰：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已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徐人歌》赞扬的是侠者的知己情结。冀知报恩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侠意识中异常浓烈，其内涵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得到了丰富和提升，一跃而为“士为知己者死”的明主情结与恩报意识，成为先秦游侠重要的侠意识内容和独具时代特色的侠义人格精神，反映了深厚的现实内容和鲜明的时代文化心理。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当时任侠之士的执着和牺牲精神、追求功名的价值理想和张扬个性自由的人生情趣，为我们认识当时侠义之士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有的表现了民间侠义之士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如《渔父歌》《伍子胥歌》等。《渔父歌》云：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伍子胥逃楚事见《吴越春秋》卷三。这首《渔父歌》描写的是渔父渡伍子胥逃难及为绝其信息而投江自沉事，赞扬的是民间侠义之士扶危济困、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女性中亦多侠义之士，并被诉诸歌咏。且从她们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侠义精神的普遍认可和自觉践行。如《伍子胥歌》中的濑女，《河激歌》中的女娟及《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等中的侠义女性等。这些歌谣，表现着侠义女性的轻生守信、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和以死效义的气节。

濑女事见《伍子胥歌》，其云：“俟罪斯国志愿得兮，庶此太康皆为力兮。”此歌谣歌咏伍员奔吴，濑溪女子为之济食，守密而自投濑溪的侠义之事。《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一云：“伍员奔吴，过溧阳濑溪，见一女击漂于水中，旁有壶浆，乃就乞饮。饮毕，谓女子曰：‘掩夫人壶口。’女子知其意，自投濑溪而死。”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吴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还，过溧阳濑水之上，长叹息曰：‘吾尝饥，于此乞食，而杀一妇人。将欲报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濑水之中而去。’”

《河激歌》歌咏河津吏引醉失渡，其女娟敢“以微躯易父之死”的侠义事。另如《鲁孝义保颂》歌咏伯御作乱，鲁孝公称之保母以自子代公子称而死侠义事；《鲁义姑姊颂》歌咏齐攻鲁时，鲁野之妇人义姑姊弃自子而存兄之子侠义事；《齐义继母颂》歌咏齐义继母信而好义、洁而有让侠义事；《魏节乳母颂》歌咏秦攻魏时，魏节乳母守忠死义侠烈事，等等。

汉代游侠颇重侠客之义，表现出重诺轻生、言信行果、急难救困等方面的高尚侠品，故汉代民间咏侠歌谣，有对侠义之士的赞怀：如《顺阳吏民为刘陶歌》“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曹邱生引楚人谚》“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时人为戴遵语》“关东大豪、戴子高”。这其中赞誉西汉末年侠义之士朱晖的《临淮吏人为朱晖歌》，是此类歌谣最具褒奖和感情倾向的。其云：

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

朱晖是西汉末年一位有名的官侠，早孤，有气决。史书记载他有气勇，好节慨，重然诺，专趋人之急。此歌寥寥四句，通过临淮地方官吏和百姓对朱晖的情感态度，表现了百姓对朱晖这样一位具有侠义心肠官员的赞美。它表现出汉代游侠存在亦官亦侠的特点。

汉代民间咏侠歌谣，有的歌咏游侠借躯报仇解怨等行为。如《时人为杨阿若号》：

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

杨阿若事见鱼豢《魏略·勇侠传》，载其“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但这首赞扬他少年任侠行为的歌谣当为汉代，且杨阿若在汉末建安时期亦有为徐揖报仇之事。

汉代民间咏侠歌谣，也有对“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等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豪侠的反映。如《长安为谷永楼护号》“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闾里为楼护歌》“五侯治丧楼君卿”。

在汉代民间咏侠歌谣中，表现游侠的集团化和豪暴侵凌等行为的一些作品，是对汉代游侠豪强化、权贵化新现象的反映。两汉养士之风很盛，当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任侠集团，多是豪强等个别侠魁纠合侠少、宗亲等势力而成，称霸一方，或与官员相勾结，欺压百姓。如《颍川儿歌》云“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中《颍川儿歌》反映的是对颍川灌氏豪侠集团威势的不满以及对其灭族的快意。这是汉代游侠豪强化、权贵化的反映。《汉书·灌夫传》记载道：

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

灌夫喜任侠，通豪杰，蓄宾客，灌氏豪侠集团威势嚣张，颍川百姓深受其害，故以此歌谣流传泄愤。

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游侠炽盛无忌，连党结群，“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威重于守”“二千石莫能制”。他们豪暴侵凌，作威作福，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统治者便任用酷吏进行残酷镇压。故对酷吏整治游侠的歌咏也成为汉代民间咏侠歌谣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关东为宁成号》《长安中为尹赏歌》等。

《关东为宁成号》以“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表达了对酷吏宁成的痛恨和恐惧。《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宁成“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其为官治民“如狼牧羊”，狠毒阴险。汉代这类咏侠谣谚中，最突出、最具影响的是《长安中为尹赏歌》：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这是一曲为游侠少年唱出的悲凉挽歌，反映的是酷吏尹赏对长安游侠进行残酷屠杀的场景。以五言四句的形式，抒发了人们对游侠少年的痛惜之情，对酷吏以恶为治的不满以及对慕侠少年的警诫。据《汉书》卷九○《酷吏传》记载，尹赏于长安狱中修建“虎穴”，并通过户曹掾吏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等，检举长安轻薄少年恶子等数百人，分行收捕，见十置一，以百人为辈，入虎穴中，并以大石覆盖。“数日一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歔欷。”长安中因有此歌。

从中国古代咏侠诗史的角度看，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真实的生存状况，揭示了当时丰富生动的任侠活动，其中也包含着当时民间社会对游侠的爱憎褒贬之情。作为咏侠诗萌芽期的作品，它们还算不上真正成熟的咏侠诗，但其朴素真挚的风格对后世咏侠诗的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对从起源与发展流变视角研究我国古代咏侠诗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其奠基开创作用不容忽视。